赵君陶（1902—1985）又名郁仙，女，酉阳龙潭人。1919年随家迁到北京，自学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，在五哥赵世炎的影响下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，成为该校学生组织“女星社”成员。1925年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，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李硕勋，结为终身伴侣。1926年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同年10月，任湖北省妇女协会宣传部长，兼《湖北妇女)周刊主编。1927年她跟随李硕勋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回到上海，从事地下工作。1930年任中共中央妇委会秘书。1931年周恩来派李硕勋赴粤赣边区，担任红七军政委和广东省委军委书记，君陶前往协助李硕勋工作。

1931年9月16日，李硕勋在海口英勇就义。1932年秋，赵君陶遵照爱人“善育吾儿，设法送之返家中”的遗嘱，带着儿子李鹏和女儿李琼从上海回到四川，先后在合川、金堂中学任教，其间兼任女生部训育主任。1937年秋，参加成都教育界抗日救亡协会，从事抗日活动。1938年在简阳女中任国文教师兼班主任。1939年在周恩来的关心下，到重庆参加战时儿童保育会，并任直属第三保育院院长，用伟大慈母的爱培养下一代。1946年到延安，先后在延安大学、中央教育研究室工作。1948年8月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直属保育委员会工作，后调哈尔滨第四中学任校长。1949年3月，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。此后，曾任中南局教育处处长、南开大学党委委员、工农速成中学校长等职。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，先后担任化学工业部教育司副司长，北京化工学院党委成员、副院长等职。全国第四届、第五届政协委员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她遭到林彪、江青一伙的迫害，身体受到严重摧残，1985年12月14日在北京逝世，终年83岁。悼词中称她为：“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，忠诚的无产阶级教育家”。人们送给她的挽联上写道：“革命六十年松柏精神留人间，育才半世纪桃李芬芳满天下”。

李鹏同志在《纪念我的母亲君陶》一文中说：据我所知，对母亲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，第一位就是她的五哥赵世炎烈士，第二位就是我的父亲李硕勋烈士，第三位是她的三姐赵世兰。1925年，君陶和李硕勋相识于杭州西子湖畔，互相萌发了爱慕之心。以后他们又同时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系，这是一座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。李硕勋是学生领袖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。君陶认真攻读革命理论，是品学兼优、思想进步的学生，并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两人情投意合，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。从他们的结婚照片可以看到，母亲相貌端庄，温文尔雅，坐在一把大椅子上，父亲身材修长，刚强坚毅，坐在母亲之旁。这张照片我母亲一直珍藏在身边，留下了这幸福而永恒的纪念。从此以后，在艰难的岁月里，他们俩战斗在各自的革命岗位上。

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，1926年冬，他们由上海转战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。李硕勋投笔从戎，在号称“北伐先锋铁军”的叶挺部队担任师政治部主任，君陶则担任湖北妇女协会宣传部长，动员妇女支援北伐。1927年，李硕勋参加了“八一”南昌起义，君陶也紧随其后。起义失败后，俩人在南昌分别，不久又在上海会合，此后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。李硕勋担任中央军委委员、江南省军委书记，君陶则是中央妇委的秘书。当时我党处于白色恐怖之下，党的工作者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，李硕勋、君陶多次遇到险情，但总能沉着应对，机智勇敢，配合默契，化险为夷，既保护了自己，又保护了同志们和地下党机关的安全。1931年5月，李硕勋奉党中央命令去南方，担任两广军委书记，机关设在香港。同年7月，君陶携带着她三岁的男孩——自然就是我，由上海到香港。我们在香港的团聚是短暂的。7月，李硕勋到海南岛召开军事会议，不幸被捕入狱，遭受严刑拷打，英勇不屈，于1931年9月16日在海口从容就义。李硕勋临刑前写了致我母亲“陶”的遗书。这封遗书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、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，正如郭沫若所书：“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左券，是训育革命后辈的不朽教材。”

我父亲就义时，年仅28岁，正当英年。我母亲与之同年，也算得才貌双全，风华正茂。但是多少年过去了，母亲终身没有再婚。难道这是因为她受封建道德束缚，信守“一女不二嫁”的旧礼教吗？不是的，绝不是！她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反对封建婚姻、谋求妇女解放的先驱。对一些再婚的战友和同事，她也绝无轻视和反感。唯一能解释的原因是，她对我父亲爱得太深了。父亲的遗像始终摆在她床头或书房，她经常面对遗像，静坐沉思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。一本载有详细介绍李硕勋的书《红旗飘飘》总是放在她的枕下，经常取出反复阅读。无论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下，她都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这本书，所以才能完好保存至今。直到她去世后，我和朱琳将书的原件送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管陈列。

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我的母亲君陶已病魔缠身，她希望有生之年再到西湖一次，那里毕竟是她和父亲初识之地。她终于如愿以偿，在疗养院度过了一个夏天。在我的母亲弥留之际，我和她所疼爱的儿媳朱琳均不在她的身旁，这是我们引为终身的憾事。当时我的妹妹李琼和我的子女们、亲友们守候在她的身旁。她在临终的昏迷中偶尔苏醒过来就问“儿子怎么还没有来？”她最后的话是：“是我把他们拉扯大的”，“不容易啊”，又以微弱的声音说，“要防‘狗’，要防‘狗’啊”，就溘然长逝了。我明白她的意思，“狗”就是指特务和叛徒。她是在告诫我，不要忘记过去“狗”的危害，也要警惕可能产生的新“狗”。1960年，吴玉章同志，我父亲的这位老师和战友在悼念李硕勋烈士的诗中写道：“遗骨琼州何处觅，喜看红日照天涯”。母亲多次嘱咐我和朱琳，身后把她的骨灰撒在琼州海峡。我们完成了她的夙愿，她的骨灰终于被安放在海口李硕勋烈士纪念亭内。

李鹏在《纪念我的母亲君陶》一文中还说：我母亲君陶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，是革命的一生，是从事教育事业的一生。她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，也没有特别的功绩。她淡泊名利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但是，她一生都为党和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用的人才。在她身后，她的学生和同事写了许多思念她的文章，颂扬她的高尚品德，高风亮节，以及她诚恳待人的感人肺腑的事迹。

李鹏同志在他不寻常的母亲抚育和培养下，通过自身的努力，磨练为共和国第四、五任总理和第六任委员长，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还继承了他母亲联系群众，关心人民疾苦的高尚品德。在他任职期间，他与夫人朱琳每年春节都给酉阳人民寄“贺年卡”，祝酉阳人民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还多次给酉阳人民赠送礼物，捐款修建“希望学校”。1993年9月曾为酉阳大型画册题写了“酉阳在改革中前进”，希望酉阳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好。2001年10月2日至3日，他与夫人朱琳专程将母亲君陶部分遗物捐赠给酉阳，并给赵世炎烈士塑像敬献了花篮，瞻仰了他母亲一家生活过的故居，还冒雨视察了龙潭希望小学和永珍希望小学以及县城防洪工程。同时书题了“武陵山青酉水长，烈士英名放光芒”和“酉阳土家摆手舞之乡”，在酉阳历史上留下永恒的记忆。